深圳新定位的探讨与争议
《南》：2003年春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广东，对广东提出了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要求，让广东在与长三角的竞争劣势中获得了新的政策动力。2003年7月1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深圳之后，很快向深圳派出了调研组，听取各方对深圳未来发展的意见。此后，关于深圳定位问题的讨论再次热闹起来。
朱（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朱文晖博士）：从政策上看，虽然国务院在2003年向深圳派出了调研组研究深圳的发展路向，但中央政府对深圳的“特殊”定位一直未能再次得到“预期”的确认，深圳的路向不明。
近几年深圳的重要失误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把握不足（例如，据说深圳有关部门曾拒绝一家大型外国汽车厂投资），在偏重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忽略了重工业和普通工业的发展；在外部政策环境恶化的同时，没有真正抓好内部管理水平、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在广州、东莞、珠海等城市找到新的定位后，深圳则陷入了一个多重因素相互制约的陷阱：中央不给政策，则无法定位，无法扩大地理管辖范围；如果不能扩大地域面积，则无法降低营商成本，也就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向重工业的适当转型，总体产业结构也无法改善。
由于受制于上述困局，民间流传的深圳定位，大部分也流于一厢情愿的设想，缺乏操作性。第一，深港都会区和“特区联盟”的提法过于一厢情愿。随着CEPA的实施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的重新定位，深圳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中长期扮演的主要中介功能将会相对而急速地淡化（特别是在港珠澳大桥兴建、打通了香港和珠三角西部地区的陆路交通后）。从中国沿海的布局看，虽然上海提出了建设世界第六大都会区的设想，但包括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东莞、珠海、佛山在内的大珠三角成为一个辐射泛珠三角的全球性大都会区的现实可能来得更快，不做大的动作、不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深圳只能成为这个大都会区中的一个普通城市，该大都会区的双龙头将会是香港和广州，夹在中间的深圳会十分被动。
第二，将深圳建设为真正的自由港，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很大操作难度，面对入世后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态势，面对其他地方都加速开放的压力，中央政府很难作出这种决策。
第三，将深圳提升到直辖市的地位，有一定的可能。但一定要搞清楚提升的目的和作用，而不是原因。深圳提升为直辖市，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大珠三角的整合和拉动华南经济圈？是先做好自身的工作更有利于申请直辖市的地位，还是怨天尤人、坐等直辖市定位的来临？如果深圳获得了直辖市，它对深圳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又有何帮助？
第四，最具操作性的是利用深圳来整合珠三角东岸地区。但它能否得到广东省的支持，它能否得到东莞和惠州的支持，整合之后能否带来整个珠三角东岸区域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竞争力的提高，是“1 1 1”等于3、小于3还是大于3呢？
《南》：那么您怎样看待深圳今后的发展？深圳会就此衰落吗？
朱：2005年1月温家宝来深圳时指出了今后深圳的七项重点工作，在这个时期深圳向中央要的新政策、要扩大土地面积和辖区范围、要直辖市地位等具体的要求一个也没有满足。我们可以预测，如果中央对特区现有的政策不出现大的调整，深圳将会逐渐顺应市场力量发展成为日益融合的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区的普通一员。或许，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两税合并只是在形式上取消了深圳的最后一个特殊政策。
深圳是靠全国最特殊的政策发展起来的，特殊政策固然有大胆改革、制度创新等合理因素，但也包含过度寻租、急功近利、表面文章、短期行为等不利因素。一旦失去特殊政策，如果政府的直接反应是如何去恢复这种特殊、谋求新的优惠，而不是将发展的动力转移到创新和建构内生的机制来，就会对未来的发展带来潜在损害，而且会消磨在特殊政策中尝试形成的体制优势。这种矛盾的后果是，深圳虽然有很多改革在全国堪称首创，但长时间后这些“改革”并没有令深圳的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政府管理架构超越中国其他地区。例如，深圳市在全国最先推行公务员体制，但在全国普遍实施这一体制后，深圳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长期体制“优势”。各种官僚化的作风、计划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建设取得成绩、财富有了很大增长后也迅速占据了深圳。
因此，从积极的一面看，中央对深圳态度的转变，也为深圳内部发挥制度创新的积极因素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目前来说，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全国普遍性问题，如果能在深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也可以看作是深圳对全国各地城市化过程的新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