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祖籍广东，１９５４年生于北京，出身电影世家。１９８５年参与创办《南风窗》，２００３年任《南风窗》杂志社社长。
从创刊算起２０年来，陈中这个名字就一直和《南风窗》这本杂志联系在一起。《南风窗》在成长，《南风窗》的读者在成长，陈中也由一个摄影记者成长为《南风窗》的社长。
“调研中国”
关注中国社会问题
很多问题不是靠钱就能解决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陈先生是广东人吗？
陈中先生（以下简称“陈”）：我是生在北京的广东人。祖籍是广东。
记：像陈先生这么高大的广东人很少见啊。
陈：所以有人听我说话说我不像广东人，但是一看面相觉得还是广东人，典型的马来人种。（笑）
记：这次到成都来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陈：主要是为了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的报告会。四川省社科院他们做了大学生社会调查的一个选题，就是关于四川外出打工农民的留守家属生存状态的一个调查。
记：这个选题很有意思。农民外出打工，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的生存状况的确值得关注。
陈：这是四川省社科院的研究生做的一个调查课题。因为四川人多地少，是全国的劳务输出大省，这种外出务工活动的大量出现，必然对家庭、伦理以及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来做这样一个调查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记：那么《南风窗》杂志社准备在这项活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陈：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们《南风窗》创刊到今年是２０周年了，为此我们当时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来纪念这一年。大家也想了很多办法，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说捐助希望小学啊，或者是为环保做点事情等等。但是大家也觉得这些事情还不能完全体现我们的想法，《南风窗》应该说是中国时政类新闻杂志中最大的，我们无论是发行量还是读者群都超过其他同类杂志，影响力比较大。《南风窗》长期的办刊宗旨和理念就是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所以大家认为纪念创刊２０年的活动最好和我们杂志的宗旨和理念结合起来。我们感觉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一个转型期。中国２５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分为了两个阶段。我们现在处于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如何经济上要增量，经济上要有增量才可能有突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这２５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站在了准小康社会的门槛上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一种历史感，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正处于这么一个转型期，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是靠经济增量来解决的。比如说东西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不是靠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记：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陈：中国的主流是发展，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专家、学者、媒体以及政府都花大量的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实际上也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他们既不是公务员，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大众，他们年轻，思想活跃，我们觉得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社会认知可以结合起来，从他们的眼光看中国问题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所以我们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大学生社会调查。其间有两件事引发了我们的兴趣，一个是去年福建有三个女大学生自费调查六合彩的事情。第二个是去年南京大学组织了一批大学生到安徽农村做“三农”问题的调查。他们的调查在我们的杂志上也发了报告，叫做《大学生眼里的农村原生态》，反响很热烈。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觉得应该发起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的活动，由《南风窗》来资助。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深入中国社会的肌理，活动名称就叫“调研中国”。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活动，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更贴近生活地与中国社会有更紧密的接触。我们这个媒体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引起全社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我们准备在杂志上发表其中优秀的调查报告，还准备组织专家学者就这些调查报告进行研讨。
大学生
社会调查的价值
最重要的是过程
记：但是大学生调研的质量如何保证呢？毕竟他们不是学者专家。
陈：调研本身是有一定的学术规则的。大学生不一定在每个环节上都能把握好。调研的题目和调研最后的结果能不能够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我们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调研活动的过程。我们并不指望这项活动完了就能出一本高水平的学术合集，重要的是过程，大学生能够通过这项活动可以接触到社会，接触到原生态的现实，这些现实与问题能够引起他们的思考，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事实上随着社会问题逐渐的清晰，无论政府、学者、专家、民众或者大学生本身，都能够慢慢地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但是万事总要有开头，那么这个活动也算是一个开头。
记：你们具体怎么操作呢？
陈：今年的４月份我们首先在杂志上登出了活动的启事。没想到反响非常强烈，全国５５０个大学都向我们递交了选题报告，光报告就堆了满满一屋。有的选题简直就是一本书。我们考虑到第一次做这样的活动不能够搞得太铺张，还是注重实质。所以我们只选择了１２个选题报告。全国东西南北中大概都有吧。最北方的是吉林大学。然后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济南大学等，咱们四川选择的是省社科院。１２个选题，１２所大学，１２个调研团队，就是这样。
记：从递交给你们的选题报告中哪些问题是大学生比较关注的呢？
陈：实际上不少递交来的选题是比较雷同的。我们做了一些筛选，选择了一些成熟的，具有操作性的选题。四川省社科院的外出打工农民的留守家属生存状态调查这个选题就很有意思。像吉林大学报的选题是东北下岗工人再就业技能情况调查，也很有意思。北京大学做的是社会法律援助方面的调查，武汉大学做的是农村合作医疗方面的调查。其中还有的大学是做的教育公平问题，有的做的是环保问题。
记：从他们的选题报告来看，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与以前有什么变化？
陈：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真的是社会进步，一代比一代强，现在的大学生的学识、眼光、成熟度、思想的深度以及看问题的角度都能给我们启发。他们看问题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很有价值。甚至有一些大学生看问题的深度和成熟度都超过成年人。
记：其实这个活动我觉得可以长期办下去。
陈：对。我是这样想的，第一，报告的水平我的期望并不高，第二，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我相信这个活动会越办越好，我们会越来越有经验。本来我们最初还要派一些记者和他们座谈，怎么做调查，怎么写报告，其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还考虑请一些专家来讲，这些因今年我们时间紧，没有来得及做。我想明年会坚持做下去，并且做得更好。
记：媒体做这种活动大概是第一次。人们要么关注大学生问题，要么谈论社会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们实际上把大学生与社会问题结合在了一起，大学生在做调研，事实上大学生调研本身也具有调研的价值。
陈：这应该说跟《南风窗》本身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提出要做中国最好的新闻杂志，一直是以“良知、理性、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责任感来要求自己的。这本杂志本身是很严肃的，经过２０年的努力，她已经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新闻杂志，即使从发行量来看也是。从读者群来看，从中央高层领导到地方公务员，从知识分子到企业精英，基本上都是《南风窗》的读者。
《南风窗》
二十年的成长
有起伏是很正常的
记：刚才陈先生提到《南风窗》是时政类的杂志，但是以前《南风窗》提出的杂志性质是政经类杂志，《南风窗》的定位为什么时有变化？
陈：有变化。《南风窗》的办刊宗旨有过三次大的变化。最早的时候是一本时政类的新闻杂志。当时是１９８５年。那时候杂志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而媒体自身还没有改革开放，新闻根本就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地摊文学兴盛，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占据了大多数报刊杂志的版面，所谓“拳头加枕头”。在这两种现象的夹缝中，杂志要探询一条新闻的路子是很艰难的。这就是当时《南风窗》的处境。当然这后面也还有大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初期，观念更新、解放思想是当时很主要的思潮，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问题正在讨论。当时的广东在信息和观念更新上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所以媒体那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这就是《南风窗》的由来。我们希望能够为时代吹一股清新的风。我记得廖冰兄先生送我们８个字，这８个字可以说是对当时的杂志很中肯的评价，那就是“华不失实，活而不邪”。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南风窗》一直坚持下来了，一直秉持理性、严肃和正面推动的作用。
大概到了１９９６年，杂志做了一次调整，向成功型、学习型转向。一年后又转到了做政经新闻，做一份有社会责任感的杂志的理念上。到了２００３年，中国社会转型已经不再局限在政经上了，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杂志也转向了时政新闻。当时有人提出做一本中国最好的新闻分析杂志，有的人认为还是应该聚焦政经，但是讨论的结果是我们认为这本杂志的核心还是应该是新闻。那么新闻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社会影响力。因此我们要做时政新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衡量他的新闻发展水平应该是以新闻杂志作为标杆。报纸是一种信息总汇，但不一定是以新闻为主，可能８０个版里新闻只有８个版，在８个版里可能还有相当部分是社区新闻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而新闻杂志不一样，它就是专注于新闻。新闻杂志做的是新闻再过滤的工作，我们在时效上比不过报纸和电视台，我们充其量就是个周刊，《南风窗》还是双周刊，我们只能通过新闻再过滤这一个途径赢得影响力，赢得读者。这是不同媒体本身的功能所决定的。所谓新闻再过滤就是我们会对很多新闻进行深度的报道，甚至包括资料的链接、背景的探索、专家的访谈，一个新闻在报纸上可能是一个“豆腐块”，我们把它做深做广做透，要把新闻的附加值积累起来。这就是新闻杂志的作用。《南风窗》不敢说已经成为了新闻发展水平的标杆，但是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记：《南风窗》的发展也不是线性的过程，中间也经历了一些起伏，你觉得起伏的原因是什么？
陈：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也是渐进性的，不是跨越式，所以起伏是很正常的。对于一个新闻杂志来说，明天该说的话放到今天说就不一定合适，人家就会说你不懂事。我老举这样一个例子，像鲁迅先生说的，人家孩子满月，大家都去道贺，你去了却说这个孩子会死。你这个话是对的吗？是对的，从道理上讲人人都有一死。可是你怎么能在那个时候说这些？
记：不合时宜。
陈：不合时宜。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是平心静气地，严肃理性地探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就是要避免情绪化，要掌握好“度”，要懂得分寸。这很难，但是是必须的。
采访手记
尽管创刊２０年来，《南风窗》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作为杂志社的社长，陈中先生认为中国的新闻杂志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存。于是，他把《南风窗》的风格定位于关注、理性、务实、正面推动和把握分寸。从这个角度看陈中，你会觉得这个人的性格是稳沉持重的。但是陈中评价自己年轻的时候却说自己那时候比较“冲”，容易情绪化，比较勤奋肯干，但是天分不是很足。他说他自己的天性是爱好自由的，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摄影。是杂志给了他一个平台，他在那里发挥了自己。当年创刊的５个人，只有他留了下来。２０年来，由一个摄影记者成为杂志的一把手，陈中在《南风窗》里成长，性格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陈先生性格上的变化也有个人命运上的原因。他曾经做过工人，后来还做了纺织厂的副厂长，成了一千多女工的“女工领袖”。他进过党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创办《南风窗》时却是一个摄影记者的身份。１９８４年，陈中的女儿出生，１７岁的时候因骨癌去世。在生离死别那一刻，身为父亲的陈中对生命和生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他对《南风窗》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说，惟有淡泊名利，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才能死而无憾。
为纪念杂志创刊２０年，《南风窗》举办了一个全国大学生的社会调查活动，名为“调研中国”。其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们的选题是四川外出务工农民的留守家属生存状态调查。这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做过学生，学生对于社会对于责任的热忱应该是感同身受的，但是若非与《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先生见面，这个事情恐怕很难为我所知，而四川的媒体似乎也对此并无兴趣。
陈中先生主要谈的，正是这个活动的意义。大学生与社会如何建立更紧密的接触，如何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如何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许调研中国的活动可以为此开个好头。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南风窗》的责任心，看出陈先生的责任心。
